中国的城市的关键词是城，城市也被称为城池。
来源: 上海商报 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梦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推行4万亿投资，其中三分之一是财政支出，三分之二是银行贷款，也即通过银行贷款采用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银行的贷款会创造银行的存款，银行的存款又会变成银行的贷款，不断增加。
长远来看，这些大项目能显著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对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大有帮助。房地产失调，民众对政府的行政能力会产生质疑。中国迎来难得机遇须解决五方面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于探清原因。过去五年成绩斐然民众未来信心不足回顾中国过去五年的成绩，可谓浓墨重彩，但今年两会看到社会不满情绪高涨，民怨四起，反映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不足，民众看不到8%的增长潜力，更谈不上信心满满。中国实行双轨制改革、渐进式改革以维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然而双轨制遗留了很多扭曲，资源分配不合理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均和寻租问题。
虽然他们拥有储备货币，但是表面的稳定是依靠背后货币宽松做支持的，这些国家纷纷陷入日本式的新常态。收入差距与腐败联系在一起，更加增加社会不满。现在的城市政府还管了大片农村地区，不免给城市扩张提供了机会，以致城市铺得摊子越来越大，良田被占得越来越多。
更浅白地说，城市就是人多的地方。总之，欧美的城市就是一个居民集中度高的区域，其中通常不会有广大农区。一级政府就管那些信息获取成本比较低的跨地区公共事务最好，例如，美国两个州因为河道上下游的污染问题打起架来了，吵嚷不休，各自主动给联邦政府提供信息要求协调，联邦议会便可调查取证，经辩论通过一个法案，让政府去管辖。最近一个时期，我们纠结于我们的城镇化率究竟有多大。
巴黎市管不了临近的几个省。其实，农村和城市的区别对人家不重要。
这样的改革还会为今后逐步发展民主政治创造条件。城之古义，是指众人用来聚居并有安全设施的地方。一个北京市的面积达1.7万平方公里，但北京五环路以内的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而是否设立一级政府，叫什么市或什么镇也随便，完全由老百姓自己决定，只是程序方面各州有不同规定。
相比之下，国外的某某城市称谓就是指一个真正的居民点。现有的一些小县则可以合并为大县，其下设立可大可小的县辖市，县辖市外则是农业保护区和其他类型生态类保护区。现在我们好像把城市这个词的意义弄乱了。例如，美国衣阿华州就规定，只要某地居民全体同意建立一个市，且基础设施达到一定标准，经州议会通过后就可以成立市。
例如伯克利其实是阿拉梅达县内的一座城市，旧金山市管不了它，阿拉梅达县也管不了它。只有美国统计部门为了方便工作，才给城市下过一个定义。
如果说进城农民没有获得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就不算进城，或者说一些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水平低就不算城镇，那是很荒唐的。真正应关注的是行政层次的合理划分以及城乡管理体制的改革。
政府层次过于复杂会不会影响国家治理？如果治理架构设计好就不会。全国由城市政府管辖并称为某某市的区域估计超出了大半个中国。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一户人家在务农，那就是农村。欧美不同的城市之间，没有级别的区分，但有立法层次的区别。进入 党国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市化 。记得前不久曾听一位瑞典人讲，他们那里有几百个城市，小的有几百人，大的近百万，大家都一样，谁也不比谁大。
但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真正的城市和乡村与政府划定的城市和乡村变得不一样了，例如，大几万人口的华西村几乎没有了农业，我们把它叫做天下第一村，而重庆市的一些地方几乎没有城市经济因素，却属于城市的一个区。欧美的地方自治包含了这个意思。
有了这样一个架构，中央也敢于放权给地方，城乡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容易理顺。城镇化质量是个相对概念，不必过分苛求，否则，北京长安街以南的很多地方也算不上城市了。
只要不影响大局，不违反上位法，中央就不要管地方事务。我自己宁愿相信一个我国已经有较高的城镇化率。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一个区域的人们拥有自己的立法机构、公共事务管理部门和财政机构，就意味这地方有了一级政府，至于法院权力所及的边界，和行政边界可以不是一回事。几百人凑在一起没有搞农业，那就是城市。如果一级政府对下级区域的某种情况很难了解，需要费劲搞调查研究才能掌握相关信息，那么，这就意味着那种情况它就不该管，干脆让人家自己管才对。美国人最喜欢的旧金山，作为一个大的传统地名，包括了旧金山市、奥克兰和伯克利等地方，旧金山市也管不了其他地方
二、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比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改变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措施。
这说明，要推进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使之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促进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高度重视，下大气力，而且非经较长时期的持续努力难以明显奏效。而另一方面，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却推动GDP的财政占比迅速提升。
受此影响，从2010年起，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分别降低0.7、1.0和1.2 个百分点，整体比重略微回落到占GDP的21%左右。最终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是中国近十多年来国民经济结构失衡最重要的表现。
尽管过去两年来一系列的结构性减税和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平稳增长，但是，投资比重过高、最终消费比重偏低的总需求结构至今尚未实现根本性改变。此外，更为关键的是，上述模拟假设仅是对财政收入进行调整，并没有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上升，资本形成总额及净出口占比下降，总需求结构将因此得以改善。2.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方式——减税或转移支付——转移给城乡居民尤其是城乡中低收入居民，不仅可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而且还可缩小居民部门内部不同收入组别间的收入差距。
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5.0%，高出GDP增速约5.0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增速可能上升至17.83%，同比提高13.53个百分点。
据估算，中国政府实际所能控制支配的收入总量远远大于财政收入，2008年其占GDP的比重就已达到30%，2010年上升到35%。不过，上半年起转向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及下半年逐步扩大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保证了国内贷款的供给，加快了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民间投资需求的萎缩。
2.将减收的财政收入转移给占城镇人口20%的低收入者以及占农村人口40%的低收入者。城乡居民收入的稳步提高也将有利于保持消费的平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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